2021-06-22 08:21:57 來源: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衛嘉
核心提示:新中國成立后,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紅色后代”回到祖國,投身國家建設,涌現出新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者、第一代煉鐵專家、核工業專家、水利專家……

參考消息網6月22日報道(文/丁銘 魏婧宇 達日罕 葉紫嫣)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國孩子在蘇聯度過難忘的童年。他們的父輩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革命者,他們生活在“紅色搖籃”——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新中國成立后,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紅色后代”回到祖國,投身國家建設,涌現出新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者、第一代煉鐵專家、核工業專家、水利專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些在“紅色搖籃”里長大的中國孩子,沒有忘記自己的“第二故鄉”,成為中俄兩國友好交往的使者。

“紅色搖籃”撫育革命后代

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創建于1933年,位于莫斯科東北300公里,曾撫育過多國共產黨人的后代,被譽為“紅色搖籃”。兒童院的簡介上寫道: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歷史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20世紀的所有事件,曾經有這樣一群孩子來這里上學,他們的父母曾為西班牙、智利、希臘、葡萄牙、中國、安哥拉、伊朗、幾內亞比紹等國的解放事業而斗爭。

柴娥麗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娥麗”是俄文名字“奧麗婭”翻譯而來。她的祖父是東北抗日聯軍烈士,父親在晉察冀戰斗中犧牲,母親在延安工作期間因病逝世。雖然柴娥麗從小失去父母,但她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這個國際大家庭中,感受到家的溫暖。

“我們這些孩子膚色不同,卻穿著同樣的服裝,講著共同的語言,生活在團結有愛的大家庭里。”柴娥麗對參考消息記者回憶說,國際兒童院很注重勞動教育,男孩學木工,女孩學紡織,老師還帶著孩子們養雞養牛、種菜、挖土豆。柴娥麗經常幫老師熨衣服、打掃衛生,被老師們稱為“小主婦”。

然而,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打破了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寧靜的生活。

戰前,孩子們每天除了正餐,還有牛奶、餅干等加餐;戰爭爆發后,“餓”成為他們最普遍的記憶。1940年來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生活的陳祖濤回憶說,戰爭開始后,孩子們大多數時間只能靠土豆果腹,把剛從地里刨出來的土豆放在洋鐵皮水桶里煮熟,把皮一剝,在上面撒點兒鹽,便大嚼起來,“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的”。

戰爭期間雖然生活艱苦,但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仍然以各種方式支援前線戰斗。當時只有七八歲的李多力,和小伙伴們一起去醫院為傷員唱歌跳舞,幫他們緩解痛苦。李多力說:“十幾歲的大孩子們當民兵,參加軍事訓練,還去伐木頭、縫軍衣,不到十歲的小孩子們就到醫院幫助照顧傷員,陪他們說話,為他們洗繃帶、喂飯。”

1941年,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作為蘇聯紅軍后備軍的一員,參加了各種軍事訓練。在輕重機槍的射擊訓練中,她獲得“蘇聯民兵輕機槍手”證書。全副武裝步行一天50公里和滑雪一天100公里的行軍中,李特特也是一步都不落后。

為解決燃料問題,國際兒童院的大孩子們參加伐木工作。男孩的任務是每天伐木兩立方米,女孩則是1.7立方米。李特特和同伴們手上起泡、流血,仍在相互比賽伐木,誰也沒有放慢速度。

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生活的中國孩子也關注著戰場情況,毛岸英曾多次給斯大林寫信,要求上戰場。1942年5月,毛岸英被送入蘇雅士官學校速成班學習,后來又進入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并于1944年前往白俄羅斯戰場前線。1945年,斯大林接見了毛岸英,并送給他一把手槍,表彰他為蘇聯衛國戰爭所做的貢獻。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國進入解放戰爭時期,遠在異國的孩子們時刻掛念祖國。曾在國際兒童院生活了近10年的肖蘇華回憶說,他們在兒童院禮堂外的門廳掛了一張中國地圖,“我們在廣播里聽到解放軍解放了哪個城市,就在地圖上插上一面小紅旗”。

這群在蘇聯長大的中國孩子,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國。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

1950年7月底,一列蘇聯火車緩緩駛入滿洲里火車站。

車門打開,30多名孩子沖上站臺。其中就有12歲的柴娥麗、13歲的肖蘇華和14歲的李多力,他們回到從未謀面的祖國,好奇地四處張望。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的父輩前往蘇聯工作學習,探尋革命真理。1950年前后,兒童院里的中國孩子們踏上父輩走過的路,回國投身新中國建設,在工業、國防、經貿、藝術等很多領域發光發熱。陳祖濤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的奠基者之一,羅西北對發展中國水利事業做出貢獻,黃健培養出多名跳高世界冠軍,肖立昂成為中國第一批水下攝影師……

肖立昂和弟弟被父親蕭三接回國后,受曾在新華社攝影部工作的母親的影響,喜歡上新聞攝影。1963年,肖立昂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后,進入北京科學電影制片廠工作。一年后,制片廠進口了一臺水下攝影機,肖立昂和另外兩名同事被調去學習水下攝影,成為中國第一批水下攝影師。

今年85歲的李多力回顧自己的一生,將1961年列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從當時的北京工業學院轉學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并在學校光榮入黨。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業學院后,先在坦克專業學習,后來學校將他調入新成立的固體燃料專業,1961年他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開始學習液體火箭發動機。“我就想為國防建設學本領,國家需要我學啥,我就學啥。”

李多力說:“那時國家的導彈研究剛剛起步,有些課程還沒有教材,我買了不少關于火箭發動機的俄文書,自己啃書學習。”1964年畢業后,李多力開始參與液體火箭發動機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這是李多力和其他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長大的中國孩子們共同的信念。

見證新中國逐步走向富強

1943年,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兒子蔡博從蘇聯的十年制學校畢業,面臨考大學的選擇。在眾多的院校中,他選擇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因為他知道,鋼鐵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

1949年,蔡博回到祖國,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煉鐵專家。他主動要求到鞍鋼工作,推廣運用蘇聯的先進煉鐵技術,使鞍鋼煉鐵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后來蔡博調到鋼鐵研究總院,繼續為鋼鐵工業戰略發展出謀劃策。

1952年,李特特從莫斯科吉米遼謝夫農學院畢業。李特特回國后先被分配到農業科學研究院工作,但她認為自己不應該只是坐在研究院里,應該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于是,李特特主動要求去北大荒,在那里創建農場。

20世紀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應用擴展到農業、采礦、醫學等方面,中國開始研究核輻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農業中的應用。中國農科院成立原子能應用研究所,把李特特從農場調回北京從事研究工作。李特特主持舉辦了六期同位素培訓班,培訓了1000多名專業人才,成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試驗單位的骨干。

1966年,柴娥麗從當時的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畢業,開始從事機械、汽車等進出口工作,見證了國家工業貿易的發展。“七八十年代從蘇聯、日本進口汽車、工程設備,覺得都特別先進,到了80年代末,國內的工廠陸續發展起來,街上出現很多國產車。”

“我一輩子做進口貿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幾年,終于開始搞出口了。”柴娥麗開心地說,“現在,國家的制造業發展越來越快,出口品類比我們那時候多多了。”

中蘇民間友好交流使者

2020年,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向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18名中國學員頒授俄羅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獎章。“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學生們在俄羅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們將俄羅斯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俄羅斯會一直記住這些學員曾經給予的幫助。”杰尼索夫表示,“今天的俄羅斯也記著你們、愛著你們。”

“國際兒童院就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在那里生活成長的故事是兩國友誼的證明。”李多力說,“我們很多人在工作或退休后,成為推動中俄兩國民間友好交流的使者。”

1936年,肖蘇華的父母從滿洲里出境,秘密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7年,肖蘇華在莫斯科出生,父母還沒來得及給他取名字,就趕回國內投身革命事業。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大家都叫肖蘇華“李忠·維佳”,這是用父親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來的名字。直到回國后,十幾歲的肖蘇華才有正式的名字。父親為他取名“蘇華”,象征中蘇友誼。

在蘇聯生活期間愛上芭蕾舞的肖蘇華,回國后繼續從事芭蕾舞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20世紀80年代,肖蘇華來到蘇聯進修舞蹈編導專業,回國后全力推廣當時在國內還處于空白的交響編舞法。肖蘇華還融合《紅樓夢》《白蛇傳》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創作舞劇舞蹈作品,將中國風格的舞劇推向世界舞臺。“我想讓西方知道,中國的舞劇創作理念不比西方差,可以與世界平等對話。”

肖立昂也常年致力于中俄的文化交流。1985年,肖立昂來到莫斯科,結識了蘇聯文藝界的一些新朋友。“蘇聯朋友對中國電影很感興趣,我把《紅高粱》等電影帶到蘇聯電影協會、全蘇國立電影學院放映。電影都是中文版,我就為他們同步翻譯。”肖立昂說,“蘇聯的電影評論家看了這些電影非常震撼,他們對中國電影的飛速發展感到十分好奇。”

之后,肖立昂就開始為蘇聯的電影雜志寫專欄文章,介紹中國電影,還將蘇聯電影的新作品、新理論等新資訊帶回國,傳播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師生。

1998年,在離開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近50年后,肖立昂等20余名中國學員重返兒童院,此后他們又多次回到這個“第二故鄉”。肖立昂回憶說,原來的兒童院校舍已經拆掉了,新的漂亮樓群在舊址上建起,但是學校還在,周圍的樹林還在,遠方的河流還在。


昔日國際兒童院上課的情景(資料圖片)


李多力向記者展示國際兒童院同學合照(達日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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